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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師嚴道尊___兼評議台大新生入學典禮被人鬧場的事件】



我民國49年入學台大動物學系,以後轉到歷史學系讀到畢業。是道地的台大校友。在學期間的校長就是錢思亮先生。也只在新生入學典禮上聽他講過話,見過尊容。他的演說擅用數字,其公子錢復和他很像。僅此一次而已。畢業典禮時,心情壞,沒参加,他來否,我就不知道了。


錢先生以後轉任中央研究院院長。


當時的歷史學系,許多教授都是中央研究院院士,是中研院史語所的領導骨幹。都是随蔣渡海來台的政學界精英。都有許多響亮的學經歷。這是我以後才慢慢知道的。當初入學承教,還渾渾噩噩,不知道眼前這些教授們,尊尊都是歷史學界的大菩薩___


像文學院長沈剛伯老師,歷史系主任劉崇鋐老師,「中國通史」的傅樂成老師,「遼金元史」的姚從吾老師,「中國近代史」的吳相湘老師和李定一老師,「明清史」的夏德儀老師,「中西交通史」和「宋史」的方豪老師,才回國而精熟於「西洋中古史」的王任光老師,方、王兩位老師都是天主教修士。而從芝加哥大學修煉新史學以治中國古史的許倬雲老師,他擅長於史實的因果歸納和演繹,随時也能對照時事,學來活潑受用。


本系之外,我也旁修過屈萬里老師的「古籍導讀」,他字斟句酌,正本清源,條理清晰。殷海光老師的「邏輯學」、「歷史与科學」。陳奇祿老師的「考古人類學導論」,他很強調田野調查,對台灣原住民、各族間的編織研究頗深,讓我印象深刻。陳紹馨老師的「社會學」,也頗感動於他深造自得的淵博孤詣。


台大學風據說是承襲自北大,是否如此,我不敢肯定。但學生對新思潮和自由主義都心响往之,我是感受得到的。教授都是碩儒,那時倒不怎麽覺得。


在那個年代,課堂講課若能旁徵博引最好。


沈剛伯老師的課必然要開最大間的教窒,否則聽講的人連站的地方都沒有,他的「希臘史」和「羅馬史」,講聽的人如飲醇酒,酥酥茫茫的,又常中西會通和春秋、戰國比較對照,像醍醐灌頂,又一下豁然了。


殷海光老師和「自由中國」的関係,那時是台灣自由主義的學界柱石,常見許多學生跟前随後,頗像蘇格拉底在雅典街頭為靑年啟蒙對談的一般風景。他課堂內,校園中都激勵青年要「独立思考,做自己!」強調每個人都是唯一。至今想起他那時抬頭的兀岸身影,似還留在杜鵑花叢間一般。以後我當兵去了,在金門還買到了他新出版的「中國文化的展望」,是他科學治史的嘗試,可惜他歷史資料的功力不足,不是經典範作。論點犯忌,這本書以後被禁了。也聽說:台大學校的聘書照給,但不能開課,也不能應外國之聘出國講學!就被禁錮在家中,不久「肝癌」過世了。他確影响我很大。他是「人師」,本身也是追求新知的「愛智者」,對社會付出充分的関懐,他是道地的、弘毅的「士君子」,表裏如一。


我們那時上課老師很少點名。若課堂無趣,最常跑的地方是圖書舘和研究室。有錢時,就跑牯嶺街逛舊書攤,搶購禁書。錢更多了,就跑重慶南路的書店或逛衡陽街的文星書店。李敖學長就是在文星雜誌發表「播種者胡適」出了名的。「文星」成為那時自由主義者的園地。一時帶動百花齊放,成為反戒嚴體制的核心!李敖的「佔著毛坑不拉屎」對老教授的撻伐,確也開了學界自省的契機。


我敢說真正成就我知識成長的,是來自同學間的論辯和課外圖書讀來的,比從老師得來的更多。


那時台大的學生絕對是全國的精英,許多高中若能當屆考上台大一、二位就是大事一件。我讀台大那年,同鄉中台大畢業的或正就讀中的全部不超過十人。絕對算稀有,也都頗有成就,杜甫詩云:「同學少年多不賤,五陵衣馬自輕肥。」只有我最不長進,一輩子樂在淡泊。


我在台大的日子也曾有學運,是一位耶魯來留學台大歷史系的學生,在報上寫了一篇「人情味与公德心」,文中批評台大學生在校門口等公車不排隊,多所譴責。激起台大學生發起「自覺運動」。一時風起雲湧,全國大中學颇多响應,有串連之勢。當局深為不安,便藉口「『偷蓋』軍訓教官的印章向救國團申請車輛」為由,将台大自覺運動學生領袖陳正國開除。据說因陳父是海軍将领,用関係才得轉學到淡江文理學院去了!「自覺運動」這把火就被澆熄了。陳正國因背景好,否則當時「白色恐怖」還如火如荼之際,文網最密,一字不動聽,便入人於罪,何况是搞學運!命能保下來是奇蹟。可肯定的是若「自覺運動」不搞出校外,台大基本上學生的社團活動是受校方遵重和保護的,很自由。


那時的社團活動是很自由,但社團之間也相互遵重,不會互嗆___


自由主義者也是要遵重個人的隱私權的,這也可推論到尊重各社團的隱私權。我在學校期間,社團間因立場不同,出刋物自抒主張辯駁常有。但肢體對嗆打架從不曾有過,有則犯了校規。上課中的教室、或社團的活動必不許干擾,否則也是犯校規。


九月八日的新生入學典禮,是台大諸多新生最興奮,也是陪來家長們最引以為傲的一天。那「彩虹旗」的性別社團有何權力可以來典禮會場騷擾鬧場,還散發保險套呢?目睹這種場面,報載李嗣涔校長除感到尷尬外,似無作為!這樣的表現,讓我失望和驚訝。


我常聽人說:「現在的學生難教。各級的學生都被寵壞了。」


如果學生的行為都生來中規中矩,生來就是聖人,就不必設學校了。但自古來待人接物的中道,都是學來的。三字經說:「人之初,性本善。性相近,習相遠。苟不教,性乃遷。」


當今社會熏習人性的介質是多方面的。教育人民的責任,已不是父母的家教可以承担的了,何况是無家教!所以,學校的教育變得更重要了。


但父母寵孩子,師保稍處罰,便提告,而法院也編排出許多「反」教育的判例。彷彿都在澆冷教師的熱誠。既不可教,便紛紛提早退休求去。


今天被寵壞的孩子,長大常是不良的公民;由不良的公民組成的社會必是充滿瑕疵的災難社會!


師嚴然後道尊,能謹庠序之教,若法律、媒体能多給校規独立的空間,可能還有整頓因循學風,回歸敦品勵學的机會。否則,如孟子說的:「一齊人教之,眾楚人啾之。」那就去了了了!


我希望能經此事件後,就從台大校園做起,重整並樹立起全國嚴肅學風的標竿。否則,台大將愧對父老将颖異子弟的寄託。凡事随俗不一定對,何况明知是錯的事!台大別鄉愿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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